2016年影响国家经济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1. 2016年影响国家经济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2016年国经济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政策基调已基本确立。总体看，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以稳为主基调，强调供给侧供给，突出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的结合，强化市场的力量，保持政策的相对灵活性。
　　宏观调控：供给为主、需求为辅
　　近年来，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内在因素，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即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因此，宏观调控中需要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使宏观调控从仅需求管理的一维政策，升级为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首先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组合，然后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内部和需求管理政策内部具体政策工具的组合。
　　针对2016年的经济形势以及稳增长的政策目标，虽然需求、供给二者都扩张，但扩张的力度不一样，需求方面是适度扩张，而供给方面则扩张力度较大，因此是以供给扩张为主的双扩张政策组合。
　　经济管理：坚持四项原则
　　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把握好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加强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备好用好政策工具箱。当经济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时，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以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统筹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坚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一方面，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通过预调微调，搞好需求管理，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国内和国际统筹。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
　　坚持改革和发展协调。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调控、稳中有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有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通过改革创新引导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着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财政：降成本、优结构、促改革
　　2016年，财政政策一方面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促进适度扩大总需求，力求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
　　二是稳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坚决遏制各种乱收费，坚决不收“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
　　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能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不再直接承办，能够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非基本需求主要靠市场解决。
　　四是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继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预算管理机制，将政府存量债务还本付息纳入年初预算，根据批准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务收支情况随同预算公开的常态机制。强化风险预警，督促风险较高的地区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新增债券安排与各地区风险程度挂钩。
　　工业：去产能、提效率
　　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化解过剩产能，与深化改革、企业重组、优化升级相结合。一是严控新增产能。进一步加大力度，根据市场需求，设定钢铁和煤炭等全国总量“天花板”。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二是淘汰落后产能。对环保、能耗、安全生产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或淘汰类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关停退出。三是优化存量产能。理顺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提高产业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加快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转型转产。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扭亏无望企业主动退出。四是开拓产能利用空间。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 +”、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走出去等，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五是创造新的就业空间，为企业人员转岗提供支撑，支持传统企业开展“双创”。
　　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加快结构升级步伐。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级工程，支持轻工、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有市场的企业提高设计、工艺、装备、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成长。促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进一步深化，使得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推出旨在推进智能制造、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的多个行动计划。
　　货币：稳健、灵活、防风险
　　2016年，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保持灵活适度，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不随意放水。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继续运用抵押补充贷款、中期借贷便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加强对区域金融改革的支持。
　　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房地产：去库存、促发展
　　在经济增速下行和高库存压力下，政府更加重视房地产在促进消费和拉动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政策聚焦于挖掘房地产消费潜能，鼓励需求入市，进而恢复并带动投资信心。2016年，将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的住房体制改革，把去库存作为房地产工作的重点。
　　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努力提高安置比例，将新安排600万套棚户区改造任务。实现公租房货币化，通过市场筹集房源，政府给予租金补贴。改进房地产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进一步落实地方调控的主体责任，实施分城施策、分类调控。
　　农业：由数量转质量，加快产业融合
　　当前，国农产品中低端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因此，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稻谷、小麦等口粮，保耕地、保产能，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将由数量为主，逐步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满足消费者需求。
　　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惠农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经营主体转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建设现代的饲草料产业体系，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加快农业由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推进农业与旅游 、教育、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从单纯的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的拓展，大力发展比如像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耕体验等等。
　　土地：有保有压、控制成本
　　为加强结构性改革，服务稳增长目标，2016年土地政策将强化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成本、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等基调。制定配套政策，盘活企业存量土地，促进“僵尸企业”分类有序处置，稳妥安置分流下岗职工。以煤炭、钢铁行业为重点，加快去产能步伐。严把土地供应关口，三年内对煤炭、钢铁新上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与此同时，综合考虑房地产去库存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施有保有压的用地政策。积极保障新产业发展用地，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纳入重点保障范围。以“先存量、后增量”的原则，优先安排新产业用地供应。多种方式供应新产业用地，差别化保障新业态用地，鼓励盘活利用现有用地。
　　深入研究降低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用地成本问题，合理确定地价水平，防止企业用地价格过快上涨、加重企业用地成本。创新企业用地模式，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出让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对利用存量土地、荒废地开展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区域政策：落实总体战略，加强合作
　　支持各地发挥比较优势，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建设顶层设计以及各省(区、市)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支持三省市制定各自方案和支持政策，稳妥有序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协调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和试点示范。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支持建立由北京市牵头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市场要素对接对流、社会保障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合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认真组织实施即将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支持沿江11省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协商合作机制，高起点高水平合作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沿江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升级，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全面开放。发挥长三角区域合作组织作用，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带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积极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等经济支撑带建设，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其他地区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做法，提高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水平。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支持有条件地区积极探索同城化。根据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探索建立毗邻省份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推动空间布局的协调和时序安排同步进行。
　　建立区域合作资金保障机制，创新利益分享与保护补偿机制，强化区域互助机制。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各地开展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加强区域合作的新路径、新方式，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丰富区域合作工作的手段。

2. 新经济政策有哪些内容

主要内容：（1）农业方面：推行粮食税，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有限度地允许农民租佃土地和雇用劳工。（2）工业方面：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恢复私人小企业。（3）流通方面：允许自由贸易。（4）分配原则：按劳分配。   评价意义：（1）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逐步恢复，巩固了工农联盟，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2）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列宁找到了一条小农占优势的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可以作为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3. 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哪些啊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保持连续性，左右摇摆的经济政策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损失；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要有一定的“弹性”，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必须对经济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经济政策正确与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可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错误的经济政策则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国家或政党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有：
　　1、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制定产业政策，以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
　　2、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调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制止通货膨胀；
　　3、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改善消费的结构，从而使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4. 2016年最新出台的国家新政策有哪些

①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②社保：将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③“国家版”居住证1月1日起施行，持有人可享六大公共服务和七项便利；
④股市：1月1日起A股将实施指数熔断机制。一大波新政将开始影响我们生活。
2016年取消晚育假，晚婚假。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12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在2016年1月1日施行。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对允许再生育子女的情形制定具体办法（具体延长生育假到几天各地还未定）。修正案草案修改了与全面两孩政策不协调的奖励保障措施，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
申请产假需要的资料有：申请书，结婚证，准生证，身份证，医生开的怀孕周数的证明，有些单位还要求B超结果显示胎儿周数的证明等等。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根据目前《婚姻法》以及《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符合法定结婚年龄的初婚公民可享受3天法定婚假;晚婚初婚者可享受15天晚婚假(包含3天法定婚假);二婚者只可享受3天的法定婚假，不能享受晚婚假。
国家关于婚假的规定
1、按法定结婚年龄(女20周岁，男22周岁)结婚的，可享受3 天婚假。
2、符合晚婚年龄(女23周岁，男25周岁)的，可享受晚婚假15天(含3天法定婚假)。
3、结婚时男女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可视路程远近，另给予路程假。
4、在探亲假(探父母)期间结婚的，不另给假期。
5、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
6、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不能享受晚婚假。

5. 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哪些啊？

你好 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投资占的比重较高，对关系民生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技术进步。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投资找青牛贵金属。
第三，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这样可以么？

6. 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哪些？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保持连续性，左右摇摆的经济政策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损失；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要有一定的“弹性”，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必须对经济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经济政策正确与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正确的经济政策可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错误的经济政策则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国家或政党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有：
　　1、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制定产业政策，以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
　　2、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调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制止通货膨胀；
　　3、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改善消费的结构，从而使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7. 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哪些？

国家或政党制定的经济政策主要有：
1、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制定产业政策，以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
2、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调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制止通货膨胀；
3、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改善消费的结构，从而使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8. 我国的经济政策有哪些

经济政策可分为微观经济政策（抑或部门、行业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
   　【摘要】从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但经济运行的新问题、新情况较多，未来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数量远远多于可以使用的政策数量，政策工具相对单一，而且很多目标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达到的。应从中国宏观经济困境分析中引出政策实施难点，并给出解决之道。
　　【关键词】经济困境  宏观经济政策  政策取向
　　中国经济面临错综复杂的困境
　　从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但经济运行的新问题、新情况较多，未来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特别是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遭遇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物价水平上涨、就业压力大、对外贸易下滑等问题，可谓是“内忧外患”。先从“内忧”上讲：第一，以投资增长保经济增长的模式亟待改变。长期以来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不断增加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同GDP的比率一直处在稳步上升的阶段，甚至在近几年来不断创造新高。
       在这之前的2010年，这个比率一度超过了40％，已高于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进程中，中央、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国企投资所占的比重过大，这也是民营资本和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产生的催化剂。过分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新增投资的效益越来越低，反映在宏观上是单位投资产生的GDP不断下降，在微观层面上是资产经营效果的降低，甚至出现了资产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情况。
　　第二，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过度依赖会制约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9.8%，1991年上升至33.4%，2006年更为67%，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达58.2%。这种对世界市场的高度依赖会使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依赖程度越深受影响程度越大。
　　第三，历史原因形成的“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率”的产业结构模式亟待调整。截至2011年上半年，“典型产能过剩”的粗钢产量和水泥产量分别达到了3.5亿吨和9.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9.6%和19.6%。该淘汰的淘汰不了，该限制的限制不住，“两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僵而不死”，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大局是一个严峻考验。
　　第四，通货膨胀亟待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保障社会就业，实施了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随之也相应弱化了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约束。因此，地方政府利用各种融资平台聚集银行贷款，发行债券，造成过度投资，以及今天的通货膨胀后果。
　　第五，“扩内需”压力极大。2011年第二季度通货膨胀率高过6%、近年来多达2亿人的失业人口都使得以扩内需来弥补外贸下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倍感压力。
　　再看“外患”：第一，全球经济进入调整周期。发达国家受制于失业率高企、资产价格萎靡不振以及银行体系危机和财政重整压力，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加大。截至2011年9月的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2011年第二季度欧元区17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仅0.2%，为复苏以来的最差表现；美国2011年8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为零，失业率仍高居9.1%的水平……。基于目前欧元区与美国的财政状况，欲达到较为理想的平衡是不易的，因此真实增速可能还将再打折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再次下调了全球增长预期。
　　第二，为了治理本国的经济问题，欧美国家不断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或可持续。这必将造成中国对外贸易进一步下滑、中国外商投资和外资利用继续下降和人民币继续升值的结果。
　　“外患”作用于“内忧”，各种问题互为因果，使中国经济面临错综复杂的困境：第一，中国本来就要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前提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要改变经济增长依赖政府投资项目和对外贸易的格局，扩大内需和改善民营资本投资环境。同时还要改变“两高一低”的产业发展模式，尽快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消耗型产业并推动产业向循环经济的转型升级。但国际经济的疲软会加快对外贸易的下滑、减少国际资本的流入，从而迫使中国经济稳定的同时加速调整。
　　第二，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迅速。另一方面，如今人们在对欧美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和避险情绪上升的驱动下，购买美元以趋避险，美元汇率大幅飙升，绝大部分非美货币加速贬值。人民币汇率不仅继续对美元坚挺，对其他货币也是大幅升值。人民币的升值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雪上加霜，同时美元贬值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国际热钱流入推高国内资产泡沫，它们更加剧了中国已存在的通货膨胀。这也迫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退两难：人民币升值可缓解通货膨胀，但会加大外贸成本、加速热钱流入，推高国内资产泡沫；人民币贬值又会加大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面临的难点
　　要走出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就要解决如前所述的“内忧外患”，同时实现“保增长”——完成2011年的宏观经济目标；“调结构”——高耗能低效率产业如何转型升级；“防下滑”——防止受相关因素影响而出现经济下滑；“扩内需”——保增长的手段；“控通胀”——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去泡沫”——使资产价格回归应有的水平；“促民生”——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多重宏观经济目标。但是，这种多重目标的设定和解决违反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原理，即“匹配性原则”。也就是说：一是政策的目标不要多于政策工具的目标；二是政策实施时必须要将工具与其最有效率的目标相匹配。
　　实际情况是：一方面，目前政策调控的目标数量远远多于我们可以使用的政策数量且政策工具相对单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以及政府采购政策等。货币政策主要是由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再贴现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组成。货币政策通过货币量的调整调节利率，间接达到对有效需求调整的效果。虽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扩张和紧缩之分，而且一般在解决经济问题时，这两种政策也不是单独使用，通常都是配合使用。但是其政策数量与政策工具相对单一还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很多目标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达到的。比如：短期宏观政策将在“控通胀、去泡沫”与“稳增长、防下滑”两难中进行抉择；而汇率政策将在“控通胀”“调结构”“稳出口”“控热钱”等相互冲突的目标中进行权衡；第三、即使是长期目标，如：“保增长”、“调结构”、 “扩内需”、 “促民生”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冲突，很难达成一致的契合，一个工具与多个目标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加剧。
　　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要解决政策实施难点，使经济走出困境，短期间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针对政策目标多于政策工具，要重新审视，必须找出主要目标，同时其他目标尽量弱化和舍弃。具体来讲：“保增长”和“控通胀”目标应成为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核心。其他目标可以使之成为中间性、从属性的目标而得到弱化。
　　第二，注重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针对”和“匹配”。在财政政策方面，要着眼于在“保增长”上。具体来讲，要通过中央和地方的税收与支出安排，继续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积极扶持中小民营企业、鼓励民间投资扩大。同时，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要着眼于“控通胀”上。具体来讲，货币政策要从2008年以来的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货币信贷要常态化。信贷方向要围绕“保增长”目标，有目的地投向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小民营企业和产业升级企业，坚持信贷政策对房地产的调控方向。通过实业发展达到财富的增加从而抑制通胀。在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同时，还要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机制，避免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的波动，从而避免热钱流入推高的资产泡沫和输入性通胀。
　　第三，在短期目标调控的同时，要注意其与中期目标、长期目标调控的结合。比如，将“调结构”放在战略层面，使之成为中国中长期规划的核心内容，避免长期问题、战略问题短期化解决。首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调结构”，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调结构”的出路。我们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中深刻的体会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是光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就可以实现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那么，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改进效率的根本，也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惟一出路。其次，通过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同时推动技术创新、银行改革、证券市场改革及促进民营经济都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发展民营经济，就要消除市场准入方面对于民营企业的限制，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是有利的措施，准确而有力的落实到位才是重点。最后，政府应更多地退出竞争性行业，在提供公共品方面也应尽可能地发挥市场和民营企业的作用。政府应集中精力于制度改革，尽可能地降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总之，越是单一的目标，越是简单的手段，操作越便捷，目标越容易达成。抓主要矛盾，加上政策有效组合，解决中国经济困境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