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比例过高容易出现的问题弊端

1. 国有股比例过高容易出现的问题弊端

全流通，这些股解禁后，对市场冲击很大，是个大利空。

2. 股权分置有何弊端?国有股不减持有何利弊?减持了又有何利弊?

股权分置的弊端就是同股不同权，人为造成不平等。国有股减持不减持，主要看价格，谈不上弊端。

3. 为什么说国有股的减持有助于优化股权结构，提高企业的股权治理效应

对我国上市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国有股减持，不仅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结构调整步伐，而且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有效监督，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据正确的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内在规律，实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和有效治理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极具争议的问题。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政策，可以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也就是可以减少非流通股的存在比例，实现股权结构的调整。但是国有股减持究竟要减持多少，减持后上市公司形成了一种怎样的股权结构模式，新的股权结构是否是较现有的更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鉴于英美公司在最近十多年间取得了比注重大股东监督的日本、德国更好的业绩，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演变应该向欧美公司靠拢，股权尽量分散，今后对公司经理层的监督应该主要通过市场、法律来进行，即采用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另一种观点将我国的市场成熟度、法律制度等与英美、德日等国进行比较以后认为，由于我国的市场成熟度比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在市场力量和法律法规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股权结构应该模仿德国和日本公司，股权适度集中，注重大股东对经理层的监督作用，即采用大股东控制的治理模式。我国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先看一些例证：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有一些案例表明，股权分散并非都有好的结果，例如，厦门汽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大股东之间的控制权之争，给厦门汽车带来的是管理层的不稳定，公司经理人聘任等常规性的程序，以及对公司发展极为有利的配股议案都不能通过，大股东之间不顾公司发展的拆台之举，令人担忧。同样具有分散股权结构的民丰实业，也争的不亦乐乎。如果说两三年前，胜利股份、国际大厦大股东之间的控制权纷争还是个案的话，那么近期频繁爆发的大股东控制权之争，就不再是偶然现象了，这些纷争大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大股东在乎的是对公司的控制权，而忽略了公司的发展。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还有陷入担保圈官司缠身的ST兴业、假帐大王PT郑百文、银广厦等一大批问题公司。相对应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的问题公司就更多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是类似英美的分散的股权结构模式还是类似德日的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模式都有各自所适宜生存的“土壤”，它们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在近些年中，这两种模式也都逐渐显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弊端，开始出现了相互补充的趋同化倾向。因此，我们在贯彻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同时应当不断探索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的新的股权结构模式。在英美、德日两种股权模式趋同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法人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模式，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该模式是适合我国企业目前状况的，是应当得到提倡和推广的。

4. 国有股转让给国有企业是否需要评估

比去年
6
月国有股转让审核解冻至年末的获批家数增长了
 
66%
，其中，不但在
 
2000
、
2001
年就已上报的转让协议在去年年底获得集中批复，而且对新近上报
 
的转让协议的批复也在提速，从协议签署到获得财政部审批的时间间隔大大缩
 
短。可以预见，今后几年内，国有股权转让将高潮迭起。
 
3. 
受让主体多元化，民营企业成为股权转让主体。国有股权转让的受让主
 
体呈多元化趋势，国有资本、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和境外资本纷纷成为国有股
 
权受让的主体，其中民营企业占了受让国有股的大头。在
45
家股权转让案例中，
 
有
10
余家公司国有股权受让方仍为国有资本，如湖北兴化的大股东由中国石化
 
变更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天津汽车的大股东由天津汽车集团变更为一汽集团，
 
其余
30
余家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如上海华馨入主健特生物、
 
中路集团入主
ST
永久等。外资与管理层收购虽现身于国有股转让，目前还没有
 
形成气候。但一些外资机构已开始关注国有股权转让，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加
 
快，外资也必将成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受让的主体之一。去年
10
月份，深发展
 
发布公告称，经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获准收购公司部分
 
股份，并作为国外战略投资者开始进入。
11
月
1
日，证监会、财政部、国家经
 
贸委发布《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为外
 
资收购国有股权扫除了障碍。
 
三、国有股转让存在的问题
 
1. 
国有股转让的价格。关于国有股的转让价格，目前仅有一个大致的原则，
 
而没有一个经典权威的计算公式。财政部在给相关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转让批复
 
中强调，转让价格由双方根据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合理确定，但
 
最终成交价格不得低丁
•
每股净资产。也就是说，目前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是
 
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价底线。目前，明确转让价格的
60
多家公司的平均转让价格
 
为每股
2. 
52
元，与这些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每股
2. 
36
元相比高出
0. 
16
元，溢
 
价率约
6.8%
。尽管目前对资产的评估大多按国际惯例执行，但操作起来还是
 
弹性太大，具体到每个省市、每个企业、每项资产，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一个统
 
一的标准，检验价格合理与否的底线只是不低于每股净资产。
 
2. 
国有股转让的方式。目前国有股转让的案例中一般采用场外协议的方式，
 
通过谈判与评估，最后形成转让价格，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转让成本，促进了
 
转让的成功率，但弊端也非常明显，与透明、公允和转让收益最大化难以调和。
 
而且现行协议转让政策相对比较
“
宽容
”
，从实践中看，国有股低价转让有可
 
能留下道德风险以及诱发
“
圈钱
”
行为，国有股转让的方式难免引起争议。不
 
过，有些地方尝试国际招标、进人产权交易所公开竞价方式和企业经营者与员
 
工受让国有股权等多种形式。
 
3. 
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这种缺位现状，客观上为国有股的贱买贱卖提供
 
了可趁之机。协议转让价格高与低，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系重大，按道理，
 
国有股以越高的价格转让，对出售方越有利。然而，国有股所有者缺位的缺陷，
 
导致了卖方往往轻易同意以接近每股净资产值的价格出售。如此看似公平的交
 
易程序，产生的却是不公平的成交价。国有资产究竟实现了保值增值还是流失
, 
不少业内专家对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定价问题表示担忧。

5. 什么是国有股减持？

　　国有股减持问题综述


　　内容提要：我国在创建股票市场伊始，基于对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过高会使国家失去企业控股权的担心，精心设计了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并行的股权结构。其中公众股、外资股为流通股、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并行的股权结构。其中公众股、外资股为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为非流通股，这种股权结构曾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股市的形成和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股权结构已日益显露出其弊端。在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所得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对此，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先后都发表了许多观点和见解。本文就是对他们的观点和见解进行综述。

　　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全局，而且也是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中央指出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针对国有企业负债过高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上，首次明确提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所得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围绕以上问题，国内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先后发表了许多观点和见解，现综述如下：
　　一、国有股减持的背景
　　国有股减持，是在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提出来的。全会确定了国有经济调整战略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性方针，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正确而现实的选择。而对于股权回购或股权转让，《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股票计划额度管理原因，我国现行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普遍存在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但国有股、法人股在总股本中所占比重过大的问题日趋突出，因此国有股减持也是势在必行。
　　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2000年12月31日，沪深股市发行的总股本已达3709亿股，市价总值已达48473亿元。其中，沪深股市的流通股仅为1329亿股，占股本总额的35.8%；流通市值仅为16219亿元，占市价总的33.46%。有2380亿元的国有股、法人股和其他少量内部职工股、转配股处于沉淀状态，占股本总额的64.2%；不流通的股票市值高达32254亿元，占市价总值的66.17% 。国有股具有明显的绝对控股地位。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因其公共产权性质，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得到解决。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者在事实上的不在位导致了国有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社会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直接造成严重的腐败、数量惊人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大量的经济犯罪。显然，解决“所有者缺位”现象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减持国有股”方案的推出正符合这一思路。通过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比重减少而引入其他形式的股权，将股权结构分散化，便可以合法地削弱国有股的控制权力度，使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逐步趋于完善。
　　从一般意义上讲，国企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微观的、宏观的、内部的、外部的各项配套改革。但是，改革必须抓住核心问题，而这一核心问题就是“产权”。因此，国有股减持不再是以往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转换方面，否则便毫无改革的时代价值。国有股减持的实质就是从产权制度上实行非国有化改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产权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国际经验看，投资业早已脱出了从属于产业资本，为产业扩张提供融资服务的地位，发展了专门从事产权交易和产权优化重组的一个独立领域；从我国的情况看，产业结构升级、国企业改革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间接投资向直接投资转化等发展与改革目标，也迫切需要有专业化市场主体承担产业再组合的职能。国有资产转变为国有资本并实现为可交易，这本身就意味着产权交易的金融化。
　　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身就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没有独立分散的产权主体，也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又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而不是政府经济为主体。因此，有种观点认为，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纲”。造成国企困难的原因，除了政企不分，责权不明，关键不在国企过于庞大，包罗万象，战线过长。所以，只有通过减持来改变国字号，“降格以求生存”，才有可能解决国有企业投入大产出少的现象。不难想象，通过国有股比重降低及社会公众股上升，可逐步实现充分发挥和利用非国有股权所有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弱化国有产权代表的不利作用，使公司治理结构得到实质意义上完善。
　　二、国有股减持的目的
　　减持国有股作为深化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基本目的在于实现“政企分开”，转变企业运行机制，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经济主体，为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为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必要的微观基础。专家们指出，自70年代末提出企业改革以后，实现“政企分开”就一直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受国有产权的制约，政府部门既是国企的所有者又是行政主体，政企始终难以分开，而政企不分，企业的运转机制就改不了，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转变，市场经济新体制就难以建立。据此，专家们还认为，减持国有股不应简单停留在“减持”上，而应从政企分开，企业运行机制是否转变的实效出发，具体讨论减持国有股的数量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重大改革思路之一。理顺产权关系的核心是产权清晰。产权是法定主体对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权的总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目的在于降低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规范企业的治理结构，调整经济资源的战略配置，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在国家信息中心完成的一份建议报告中提出，国有股减持后所得收益应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就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专家吴晓求也认为，当前我国社保问题日趋突出，国有股减持虽然从根本意义上说不是国家套现过程，但客观上提供了套现的可能，从而利用国有股减持的“套现”机会，为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巨大缺口也成为现实的选择。
　　三、国有股减持的意义
　　有关专家指出，《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减持部分国有股”，作为国有经济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体现利用国有股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利用证券市场上资本流动配置的规律，对经济进行调控，是世界各国（地区）政府采取经济方式干预经济运行的常用政策手段之一。通过对证券市场中一定规模国有股的吸纳或减持，可以明显地调节市场资本流向，适应地引导资源配置方向和结构，稳定股市大盘指数和股票价格，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果断介入香港股市，投入大量资本吸纳股票，阻击国际游资的袭击，以稳定股市乃至整个经济局势，就是一个经典范例。
　　2、增强国有资产存量的流动性。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处于凝滞状态，是国有资产配置和运行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也是长期以来改革的重点内容。迄今为止，围绕盘活国有资产而进行的众多改革行动收效甚微，就在于在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背景下，难以低成本地对庞大而复杂的资产存量定价，缺少使资产有序高效流动的机制，从而使国有资产在流动中不是流失就是重新陷入凝滞。利用证券市场灵敏的定价机制和有效的资本流动机制，是在一定程度上和适用范围内满足国有资产流动性需求的必然选择。因此，国有股的减持和吸纳，对于推动国有资产依照市场供求关系流动、交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为公众流通股、法人股、国有股走向统一奠定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证券市场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股票，即公众流通股、法人股和国有股。目前后两种占有较大比重的股票不能在证券市场上流通。由此导致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种种怪异现象和运行弊端，影响着上市公司和社会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严重阻碍了证券市场向着持续、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如何尽快使三种股票统一流通，又不至于影响股市的稳定成长，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最重大的问题。适当减持国有股，为逐步取消三种股票的差别，走向统一流通、同股同权、同股同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减持国有股看作是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4、真正实现国有控股企业股权多元化的功能，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从现阶实情况来看，不少国有企业虽然经过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公司，在形式上完成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但是由于国有股比重过大，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大小股东的权力严重不对等。一些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国有大股东的“一言堂”，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激励、约束、信息功能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运行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出现向传统国有企业回归的现象。借助国有股减持，可以进一步促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善股权结构，增强非国有股东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
　　四、国有股减持的原则
　　选择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适当减持国有股，应在不影响国家的控制权为前提，在这个总的原则指导下，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长期改革措施和调控手段，在具体操作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有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全面发展。国有股的减持，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证券市场中证券与资金的供需状况，对证券市场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国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证券市场的支持。因此，国有股减持的首要原则是必须有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全面发展。
　　2、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积极稳妥地实现退出目标。针对国有资本退出的基本原则，在改革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适时、适量地减持国有股，使其在逐步退出过程中可以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得最大的转让收入。同时，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既要防止各种非法手段，合谋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又要防止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蓄意制造新一轮市场“圈钱运动”，扰乱金融秩序，进行非法交易，坑害广大股民，从而败坏交易信誉和市场声誉。
　　3、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整体控制力及资源的配置效率。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国有经济在结构和布局上存在缺陷，导致国有经济战线过长，资源配置效率极为低下。因此，减持国有股必须要与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加快国有企业战线重组步伐，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控制力及资源的配置效率。
　　4、有利于国有企业调整财务结构，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投融资体制以及“拨改贷”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普遍负债率过高、财务结构不合理，并成为其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有企业中许多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由于过高的负债率、导致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减持国有股需要充分考虑国有企业财务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要与降低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水平，提高其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结合起来。
　　5、有利于吸引社会投资者进入国家独资的产业，建立起面向全球性竞争的企业战略联盟。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关系国民生计的基础产业，如通讯、金融、电力、铁路、公路、航空、石化等基本只是国家独资经营，其他社会资本被排除在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快速发展的这些产业将进一步面临投资瓶颈，继续由国家单独承担明显力不从心，也不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这些产业对外资开放迫在眉睫。因而，减持国有股要有利于尽快地吸引更多的其他国内社会投资者进入这些领域，通过股权多样化来共同建立起面向全球性竞争的企业战略联盟。
　　6、有利于建立起一种长期的经济政策调控手段，不断积累调控经验。国有股不但可以减持，而且可吸纳，有进有出，这并不是一项在特殊时期内暂时的应争性改革措施，而是要作为一种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加以长期使用，是关系到搞活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好国有经济布局的大事。国有股减持必然会涉及到证券市场的波动，也意味着国有资产存在形态转变和运行空间的转移，影响面甚广，要充分估计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预先要有相应的对策和防范措施，还要注意其他改革与发展措施相配合，避免单打独进。
　　7、适应于法律规范的建设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减持方法上不拘一格。减持国有股，可以从存量和增理两个方向上进行。也就是说，国有股减持不仅可以表现为国有股总量的减少，而且可以反映为国有股相对比例的降低。根据中国目前的法律规范和资本市场发育状况，减持国有股可以采取的一般方法有：直接注销部分国有股份、国有股份回购、国有股转为优先股和债权、直接出售国有股、增发社会流通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引进战略投资等等。
　　五、国有股减持的可行性
　　我国在创建股票市场伊始，基于对国家会失去企业控股权的担心，精心设计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权结构这种制度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巨大的国家股、法人股不得流通，已日益显露其弊端，并越来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股票市场发展的一大障碍。为解决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有关专家就国有股减持的可行性进行了如下分析。
　　首先，国有股的减持不会削弱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有国股减持只是为国有股取得流通的属性，并不意味着国有股的必然出让。在国有股权取得流通但不出让的情况下，国有股的流通自然与私有化毫无关系。在国有股出让的情况下，虽然在企业的策观运行上造成了部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国有股权的出让只是国有资产形态的转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这样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投资于急需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经济具有优势的领域。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不仅仅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数量比重，而更应该看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长期稳定中所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和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况且，通过减持国有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和企业经营效益低下的问题，改善国有企业形象，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国家集中资源，使得国有资产的增值潜力得以发挥。
　　其次，国有股减持在技术是可行的。专家认为，目前，国有股减持的真正难度与其说在理论上，不如说在技术上，它所面临的最大难点就是股市的承受力，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是影响国有股减持的一个主要原因，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曾做了一个模型分析，对于单只股票假设其非流通股比例60%，若通过上市释放10%的非流通股，则其股票价格将下跌5.76%，相当于正常的下跌幅度；若释放17.5%，股票价格下跌10%，为目前跌停板水平，若全部上市流通，则股价将下跌35%。由此可见，目前不宜在短期内大规模通过股票市场释放流通股，但通过股票市场释放15%左右非流通股是可以接受的，其余部分可分批通过一些上市途径进行释放，关键是要保持非流通股释放规模与入市资金规模匹配。
　　六、国有股减持的途径
　　国务院体改办有关人士表示，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一般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国家减持国有股主要有五种途径。
　　1、国有股配售。国有股配售是将上市公司的部分国有股权定期出售给特定投资人，使其国有股逐步实现上市流通。国家采取这种方式减持股既可以及时套现资金，又可以使国有资产增值。
　　2、股票回购。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购回国家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然后注销。由于在早期上市公司国有持股比例普遍较高，回购的余地很大，回购国有股一般不会使国有股东丧失控制权。同时，回购国有股可以使投资者从每股收益提高而上升的股价中获利，对国有股东来说，转让也使其盘活了手中无法变现资产，取得了现实的收益，又不会对市场产生过大的资金压力。
　　3、缩股流通。缩股流通是指上市公司将现有的国有股按当初发行价进行并股，转由战略投资基金持有，然后上市流通，战略投资基金持有的国有股及法人股，在第一年不得出售，从第二年起必须提前六个月公布拟出信股票种类及数量。国家如果要退出某些行业式公司，可以将股份合部出售给战略投资基金；如果不想退出，则可以长期持有，保持相对控股。
　　4、拍卖。一般来说，企业破产、清产时才采取拍卖形式，其实拍卖也可以作为国有股减的途径之一。对于国家来说，拍卖可以及时兑现资金，虽然拍卖成交价将由市场来定，但国有股可设定一个不低于将资产的起价，国家不会因此造成损失。
　　5、股权转债权。股权转债权的具体办法是由上市公司把国有股权转为债权。上市公司因此而形成的债务，既可以分期偿还，又可以通过可转换债券形式上市交易，具体转债比例由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情况确定。
　　另外，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杨齐贤表示，国有股减持不要局限于一种途径，可以采取几种办法分别试点，探求出减持的最佳途径。为减轻国有股减持的包袱，可考虑对新上市的A股公司实现全部流通。吸引外资由购国有股，将国有资产对外资开放。国有股的减持应法制化，应通过立法的形式损作。财政部研究所有关专家则建议，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应尽快根据不同产业确定出不同类企业的减持比例。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也曾表示过，中国可考虑成立类似香港的盈富基金，建立一支大型基金来解决国有股的问题。
　　应该看到，减持的方法虽不少，但各有优劣利弊，有的本身还不够成熟，有的市场条件还不允许，有的还需要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或其他配套政策措施作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这些方法既可以分别单独使用，一些方法也可以同时采用或组合采用，还可以考虑在不同时段运用不同方法。因此，必须结合目前的市场环境和条件，采取稳妥推动、循序渐进的方针，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应当从局部试点着手，取得经验，获得成效后再全面推开。
　　七、国有股减持的范围
　　所有权结构，实际上是控制权与流动需求（效率）之间的权衡。对国有经济而言，需要根据其私有收益选择所有权结构。国有经济的私有收益，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基本性质，主要取能和作用范围。也就是要确定国有经济在哪些行业或领域需要保留和发展，确保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其中哪些领域必须占据控制地位或应该退出，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开展市场竞争。这正是目前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着力点。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有四大类。
　　1、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其首要任务是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效率或盈利能力如何，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具体来说，有重要的军事工业、核工业、特种印刷企业等。
　　2、自然垄断的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自然垄断的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要保持较强的控制地位，这样会利于国家对自然垄断的规制和调控，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类行业主要有5个，即基础电信、铁路、电力、煤气和自来水工业。
　　3、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是要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和公民的某些需要，不纯粹以盈利为目的。主要有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等，以及金融和保险业中的一部分。
　　4、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重要骨干企业。之所以要在这些产业中使国有企业成为重要骨干，是因为要以国有经济的力量和优势保证在国家层次上的产业竞争力和高新技术领先性。如大型油田、大型矿山、大型钢铁、大型石化、汽车制造集团、大型建筑公司、重要的国家实验室、重要的电子企业和机电设备制造企业等。
　　专家们普遍认为，在第一类行业中，只有国有企业能够参与有关经营活动。而在第二类行业中，有些国有企业可以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也可以处于相对地位，有些行业不必绝对控制，可以相对控制，同时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第三类行业由于难以盈利或盈利甚微，只有国有企业才会成为经营者。至于第四类行业，必须保留和兴建一批国家绝对控制的或相对控制的企业，但没有必要实行垄断，只要非国有经济有能力且愿意参与发展，应该允许并鼓励其进入。
　　除上述行业和领域之外，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应该动员、鼓励和支持非国有经济进入并在其中发挥优势，国有经济原则上应该逐步收缩或退出。

6. 什么是限售股解禁，限售股解禁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

限售股解禁是好是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可能利好也可能利空。

1、利空

限售股的持股人一般是战略投资者和原始股东，普通散户是很难拿到的，而且获得限售股的成本很低，限售股价格通常为1元/股。

限售股解禁之后，流通股本会快速增加，股票遭抛售的风险也会增加。因为限售股成本低，无论在哪个价位抛出都是盈利的。因此对于急于套利的持股人来说，很可能在股票上市后集中抛售。如果此时其他投资者不愿接盘，那么股价基本会下跌，持有股票的散户就亏惨了。

2、利好

如果股票基本面较好，限售股解禁之后即使有人抛售，也有可能同时存在大资金接货的投资者。

此外，为了让股价抛售价格更高，限售股持股人也可能主动拉高股票价格，相对来说这又是利好的。

7. 如何解决我国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可上市流通问题,目前有关职能部门采取了什么对策?

我国股市上一直存在著“股权分置”问题，被普遍认为是困扰股市发展的头号难题。 过去由於历史原因，我国股市上有三分之二的股权不能流通。亦即股市同时存在著流通股与非流通股。此二类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此即“股权分置”问题。其弊端长久地严重影响股市的发展。 

股权分置改革(股改政策)就是要在市场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对此两类股东的股份，予以重新确认。并由现况的两类股权分置，变为将来股票全面流通的情况。 

股改的目的，最终就是要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以消除制度赋予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的垄断控制权、防止同股不同权和同股不同利的现象继续发生。 

非流通股一旦进入市场流通，市场流通筹码大量增加，那麼就会破坏原有高溢价发行的少数流通股的市场条件。在原来股权分置条件下，流通股之所以能够高溢价发行，是因为数量巨大的非流通股不流通。现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由股权分置改为不分置，全部进入市场流通，且改革后两者权利义务相同)，非流通股要进入市场流通，那麼理所当然要对两类股东的持股成本进行核算并重新确认两类股东的股权。也就是说，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对两类股东的股权，予以重新确认后，全部股票进入市场流通。 

目前具体的股改措施，是由公司管理阶层自己提出股改方案，由小股东投票表决。有些有创意的作法就不断出台，例如： 
(1)提出大股东违约赔偿条款。 
非流通股股东增加股改违约赔偿承诺，规定如果非流通股股东未按承诺减持股份,则非流通股股东愿意将违约出售股票所得全部或部分赔偿给公司(类似台湾公司法归入权条款)。这是一个惩罚规定制定,有助於消除流通股股东对股改承诺条款得不到执行的担心,有利於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投资者持股信心。 
(2)提出禁售期限(类似共同基金发行之初的闭锁期条款) 
大股东主动延长禁售期的承诺，显示了大股东对公司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也给投资者一个良好的预期。有些公司承诺条款将大股东的禁售期限从法定的12个月延长到24个月至36个月,江淮汽车、精工科技禁售期60个月,而承德钒钛第一大股东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更是承诺7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所持非流通股,其承诺期限之长为股改以来之最。 
(3)一些股改公司也订定限售价格条款。 
凯恩股份第一大承非流通股股东诺3年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股票的价格不低於11.74元,这一价格复权后为凯恩股份上市以来的最高价。 
(4)蓝筹公司对价理想 
上海汽车、民生银行两大蓝筹公司,分别推出了每10股送3.4股和每10股送3股(相当)的对价。这一对价水准超过了前期长江电力和宝钢股份的对价幅度,进一步稳定了投资者对绩优蓝筹股的流通补偿预期。

8. 监管体制的特点、利弊分析.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赌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小哈罗德•斯凯博，《国际风险与保险（上、下）》，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4.周道许，《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5. 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