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帝国文化大一统

1. 如何看待帝国文化大一统

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对“大一统”政治条件下的学术文化发展持有一种先验性的观念，即在政教合一、高度集权、舆论一律的背景之下，人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往往整齐划一，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秦汉与隋唐均为其例。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分裂或偏安的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力有不逮，思想统治相对松懈，因而人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常常得到张扬，思想的深刻性、创造力往往得到充分的体现，如百家争鸣之于春秋战国、玄学之于魏晋时期等就是很好的说明。应该说，这种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尽管高度大一统背景下的思想文化就其个别方面“点”的深度来说，似乎不够深刻和精致，但从整体上看，大一统条件下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是历史上分裂、动乱、偏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以秦汉时期为例，当时文化的繁荣发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观念文化，在当时均有全面的建设和总体的提高，其突出的标志：一是表现为在“六合同风，九州同贯”的历史背景下，文化的地理畛域被基本打破。具体地说，就是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打破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相对较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同时亦由此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的适应专 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更对后来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规范性的影响。二是表现为“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许多学科的高度成熟与充分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司马迁撰写《史记》，使中国古代史学建树达到辉煌顶点，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例子。《史记》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司马迁“（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习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涉足中华大地山山水水的经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这种机会，只有在大一统条件下才能出现。换言之，大一统的文化环境，为《史记》的撰写与秦汉史学的鼎盛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而这在分裂、动乱以及偏安时代则是难以想象的。 

　　由此可知，秦汉文化的高度繁荣发达建立在大一统社会政治环境基础之上，是秦汉大一统政治生活在文化领域的必然反映。同时，这一历史事实也昭示人们：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如此辉煌，如此灿烂，乃是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形态（偏安时期文化“点”的深化与大一统时期文化“面”的拓展）共同作用、互为弥补的产物。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形态、表现以及贡献值得我们引起同等的重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全貌与内在规律得出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