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3.2：政以德率先垂范，赦小过惟贤是举

1. 善读「论语」13.2：政以德率先垂范，赦小过惟贤是举

【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总管，问如何管理政事。孔子说：“率先垂范，宽免小过，选拔贤才。”仲弓又问：“怎样才能尽知贤才而用？”孔子说：“选用你所知者即可。至于你所不知者，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
  
  【注释】 
  
 “仲弓”，冉雍之字。孔门十哲德行科弟子，小孔子29岁。孔子认为其有领导者素质，称其“可使南面”。曾为季氏宰，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
  
 “季氏”，鲁桓公四子季友之后，世袭鲁国正卿，三桓之首，长期把持鲁国大权。
  
 “宰”，此处指家宰。古时大夫的封地为“家”，其家臣总管即为家宰。
  
 “先有司”，即行在有司之先，亦即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之意。类似用法如“身先士卒”。“有司”，职有专司的简称，指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
  
 “赦”，音“社”，宽免、宽容。
  
 “举”，推荐、选用。
  
 “贤才”，才德之士。现代常用词，可不译。
  
 “其”，通“岂”，表示诘问。“难道”之意。
  
 “诸”,“之乎”二字的合音。
  
  【评析】 
  
 本章的“先有司”通常认为有两种解读，一是“先使职有专司”。这其中又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先设定各有司之职，以使职责分明，办事有序。但家臣事务并非冉雍首创，其有司各职的设定应当早有先例，无需冉雍再行创制；其二是分配有司职务，但这就涉及选人用人，似乎与后边的“举贤才”又有所重复。
  
 因此，笔者倾向于“先有司”的另一种解读，就是行在有司之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此亦“为政以德”之属。但“为政以德”必须己先有德，然后方能为之，否则将无以服众。是故儒家重德，便因德行乃为仁之所必需。冉雍有德，故孔子告知以“先有司”。
  
 有注解认为本章孔子对冉雍所说的“先有司”与上一章中孔子对子路所说的“先之”同义，这种说法似乎忽视了冉雍与子路在个人特质上的不同。冉雍为人厚重有德，能以德服人，故可为人垂范。但子路之长却并不在德行，而在果决好勇，其虽可摄人以勇，却难以为人垂范。因此，若视“先有司”与“先之”同义，恐有失孔子因材施教之明。
  
 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参见《善读「论语」1.5》）。“赦小过”便是对“爱人”的一种体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领导者对于部属的无心小过应当抱以适度宽容的态度。若定要苛求部属无过，则必致无人敢于任事，而怠政亦将由此产生。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而言，“赦小过”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
  
 为政在人，故“举贤才”永远都是为政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冉雍担心不能尽知贤才而用，但孔子认为：你所不知者，必有他人知之；你不肯舍弃贤才，他人亦必有不肯舍弃贤才者。所以只要你肯“举贤才”而用，即便有你所不知的贤才，也一定会有人推荐给你。人皆各举所知，以贤引贤，则贤才必无所遗。故“举尔所知”可也。
  
 冉雍虽在季氏处“仕三月”，且季氏“待以礼貌”，但季氏对冉雍却“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冉雍“遂辞去”。此可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一个范例。

2. 善读「论语」1.7：崇德谦恭孝忠信，为人之道在成德

【原文】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 
  
 子夏说：“若能尚贤谦恭、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交友以信，即使没学过圣贤之道，我也认为是学过了的。”
  
  【注释】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晚年弟子，比孔子小44岁。子夏15岁即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晚年受魏文侯之邀在魏国西河讲学，并由此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西河学派。
  
 “贤贤”，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意为尊重、崇尚。“贤贤”即尚贤。古汉语中类似的用法还有“亲亲”（爱家人）等。
  
 “易色”中的“色”历来有两种解读，一为美色，二为脸色。在《说文》中，“色”释为“颜气也”，故从后解。“贤贤易色”，是说看到贤德之人就肃然起敬，原先或有轻慢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此亦大众心理、人之常情。故将“易色”引申为“谦恭”。例如，在“将相和”的典故中，当廉颇了解到蔺相如的贤德之后，便立刻为之折服而一改往日的傲慢无礼，并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以示悔过、谦恭。
  
 “竭其力”和“致其身”，均是尽心竭力之意。尽心竭力之于亲即为孝，于君即为忠。
  
  【评析】  
  
 本章子夏的“事君能致其身”与孔子的“臣事君以忠”、曾子的“为人谋”而“忠”所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出于对专制的厌憎，很多人在心理上对于“忠君”一词比较排斥。其实忠、孝、信等儒家所倡之德，俱为儒家仁德之一端。因此对于孔子和真正的儒家而言，无论是“忠君”、“孝亲”还是“守信”，都是首先要被纳入儒家的“仁道”体系中去作整体考量的，都必须要合于仁道。否则，无论其表现得多么像“忠、孝、信”，都是“伪”而不是“真”。
                                          
 比如，孔子虽说“臣事君以忠”，但却有一个预设条件，就是“君使臣以礼”。即君让臣做的事，从实质上不能有违仁道。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臣只能以仁道辅佐君主，若君不行仁道，则不应为其效力。因此，儒家之“忠君”，只能是忠行仁之君；儒家之“忠谋”，只能是忠合义之谋。
  
 《说文》曰：“君，尊也”。古时帝王握有最高权力，故以帝王为“尊”。而现代文明社会则是人民掌握最高权力，故以人民为“尊”。因此，“君”在现代应当拥有与古代完全不同的指代对象。“君”不应再指攫取了公权力的个人或小团体，而应当彻底回归权力的本源——“公”，即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公”。孟子所主张的“民贵君轻”当然也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持。在现代文明社会，“忠君”就应当是“忠公”，即忠于人民、忠于公众利益以及忠于维护公众利益的宪法和法律等。因此，“忠”作为儒家仁德之一，并不受古今时代不同的局限。
  
 在儒家眼里，学问的目的并非知识技能，甚至学习圣贤也只是手段，而养成仁德、实行仁道才是目的。在上一章中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中“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皆是仁德的养成科目。孔子认为，只有在仁德养成有一定基础之后，才能去“学文”，培养干事之才。
  
 通常而言，仁德需要有一个后天学习养成的过程。但也不排除有“未学而学”者。子夏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判定标准，认为一个人若能做到“尚贤谦恭、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交友以信”，即使其真的没学过圣贤之道，也等同是学过了的。
  
 “未学而学”者虽然罕见，却并非没有。被誉为“千古奇丐”的武训就是其中一位。
  
 武训生活于清朝末年，是近代中国民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和慈善家。他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贫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
  
 武训7岁丧父，幼时家中极贫，不得已跟随母亲乞讨为生。武训每次讨得钱后，一定会买美味孝敬母亲。此即可谓“事父母能竭其力”。
  
 母亲去世后，武训开始给人帮佣，间或乞讨，受尽屈辱。因自恨不识字，始发誓积资兴办义学。武训自20岁开始四处行乞集资，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每次讨得较好的衣物和饭食，武训就设法卖掉换钱。而他自己则只吃最粗劣的食物。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至49岁时，武训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算是颇有财力了。可武训仍然衣衫褴褛，如往常一样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一颗心始终以办义学为念。在50岁时，武训建起了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当年招生约50余名，学费全免。之后，武训又陆续兴办了另外两所义学。此即可谓“办义学能致其身”。
  
 义学建成后，武训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开学当天，武训先遍拜老师，再遍拜所有学生，然后设宴款待老师，而他自己则立在门外，待宴罢后才吃些残羹剩饭。武训平时常去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跪叩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对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跪求努力。义塾师生因而相互戒勉，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此即可谓“贤贤易色”。
  
 武训所积钱款，很多都是社会各界对其办学的赞助。为了不负大众信任，武训一生不娶妻、不置家、不谋私利，并屡屡拒绝兄长亲友们的资助请求。武训经常唱诵：“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此即可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武训于1896年辞世，享年五十九岁。出殡当日，义学所在的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观者人山人海。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均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武训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公映。1951年5月，全国掀起了对武训的大批判。1966年初秋，“十年艰辛探索”开始不久，武训墓即被掘；武训遗骨被游街示众，并遭焚尸街头；武训祠和祠中一座酷似武训本人的汉白玉雕像，以及清政府所授的“义学正”匾额等均被毁。

3. 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4.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求这句话的注解？

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上述为原文注释。
 
 
真正为了天下而着想的君王，就不会想着如何得到世人、后人的《品德》赞赏，而是严于治理天下，不会荒度。

5. 《论语·宪问第十四》德信与德善(31)

《道德经》“圣人常无心 ，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
  
  
 孔子则说:“不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也不妄自猜测别人不诚实，又能及早发觉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这样的人应该是贤人了吧?”
  
 而现实生活中听到最多的话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不逆诈”和“不亿不信”是仁，而“先觉”则是智。孔子主张既仁且智，这样的人才是为贤者。可事实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对人始终保持戒心，将别人统统视为狡诈之辈，怀疑别人的诚信，这么做偶尔看人会看得很对，但可以肯定祓冤枉的人会更多，这种为人处世的层次当然是最低的。
  
 第二，不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也不妄自猜测别人不诚实，但又能及早发觉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这样人有一定洞察力。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说的就是这样的人，踩到履霜可以判断坚冰快来了，对事物发展有朕兆预见。
  
 第三种，如邹元标曰“逆诈、臆(亿)不信，固不是，徒自家先觉其诈与不信，亦不济诈与不信，皆属迷复，失其心也。吾能不待其诈、不信而先警觉之，使其诈与不信之心，皆不敢逞，此方是贤。”“迷复”一词出自《周易》复卦上六爻辞，说上六位爻高而无下从之美，质柔而无改过之勇，终于昏冥而不复。邹氏这话大概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是觉察到对方的欺诈和不诚信，而又坐视不管，则同样是“失其心也”。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吾能不待其诈、不信而先警觉之，使其诈与不信之心，皆不敢逞，此方是贤。”邹元标解释与老子更接近。
  
 《朱注》:“逆，未至而迎之也。诈，谓人欺己。亿，未见而意(臆)之也。不信，谓人疑己。言虽不逆、不亿，而于人之情伪，自然先觉，乃为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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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意思是：
季康子问孔子：“君王率领人民，如何能使百姓恭敬、尽忠？”
孔子回答说：“对待百姓必须庄重，守礼，对方自然对你恭敬。真心对待民众，对百姓仁慈，视之如子，人民就会尽忠。树立好的典范又去教导不好的人，人民自然相视而劝。”
出处《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成书于战国前期。



扩展资料：
季康子，即季孙肥，姬姓，季氏，名肥。谥康，史称“季康子”，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季康子，事鲁哀公。此时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强盛，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权重，是当时鲁国的权臣。不过其启用冉有（即孔子的学生子有）改革田赋，迎孔子回国，让鲁国在众强国之间生存等事迹还是让人称道的。
“孝慈”，朱熹注释为“孝于亲，慈与众，则民忠于已。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意思就是对于自己的父母、长辈能孝顺，对于民众慈爱，则百姓就会忠于你。
任用善良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百姓就会互相勉励而多做善事。以于“孝慈”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政者要引导百姓孝慈，以达到让百姓“忠”的目的。

7. 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以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哪里

出自于：《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学而》一篇包括16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
一、原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释义：孔子说：“为人弟为人子的人进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顺从兄长，行为时常谨慎、守信，博爱大众，而亲近仁者。在上述几点全部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可研习六艺之文。”
二、广为流传的《弟子规》：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撰而成。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影响深远，在清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扩展资料
一、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面有七个科目，即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前六项属于德育修养，后一项，即学文，属于智育修养。
二、《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学而》一篇包括16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点是“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
三、《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入则孝

8. 翻译论语的意思：礼之用，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

礼仪的应用，以和气为贵。（就是说和气是一个人懂礼仪的最基本内容）
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单的，必然会有志同道合者来帮助。
（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安心，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
仁德的人，自己想站得住首先使别人也能站得住，自己做到通达事理首先要使别人也通达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