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风险有哪些的最新相关信息

1. 一带一路的风险有哪些的最新相关信息

一带一路计划的优势：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通过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可以相互深入了解双方所需所长，发挥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合理对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的发展战略和计划项目。

风险：
从安全环境层面分析，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地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因素在增多，维护安全的成本也在随之上升。毋庸讳言，“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部分国家局势紧张，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伊拉克、叙利亚等。北非、中亚一些国家也被视为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国家和地区，其中部分国家政局虽然趋稳，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面临新旧政权交接问题，政权更迭引发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还有一些国家在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胁破坏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恐怖活动不容小觑。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的议题。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应急管理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在近一两年内，涉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抢劫、绑架和排外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中资企业及驻地机构有关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中国在当地的企业投资、项目工程等经贸合作以及境外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其影响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些问题都将是双方、多方共同应对和合力处理的难点。
从经济环境层面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在一些自贸区协定签署后，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互联互通”大打折扣。例如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印尼频繁在原产地证上对我国电梯、电子产品、家具等实行退证查询。秘鲁对我国出口的瓷砖、牛仔布等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不作为甚至存在贪腐行为，这些都严重阻碍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此外，金融危机后美国重新布局全球经济战略，想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谋划跨两洋经贸安排，加之其自身多年经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三者的结合可以有效编织起全球区域经贸合作新版图，将完成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再次以主导者的身份重构全球经贸新格局。美国不仅将过去体系的挑战者日本和欧洲重新拉入其主导的经贸安排中，同时也在中国这个未来最可能挑战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国家的家门口合纵连横。
目前，中国适度调控经济增速以更好地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而不少国家将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经济转型减速拖累了全球经济的稳步复苏。将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归咎于人民币汇率的一时波动，将全球大宗商品走势的滑坡归咎于受中国股市暂时动荡的影响。
从投资环境层面分析，“一带一路”在投资环境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沿线一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承载力严重不足。陆上丝路北、中、南三条主路，沿途多雪山峻岭、戈壁沙漠。与我国相邻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和阿富汗等国的公路、铁路年久失修，运输能力不足，虽然本国政府近几年已经加大了基础设施改善力度，但主要投入用于省际通道，而在国际化通道建设上，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技术支持上还存在较大缺口。“海上丝路”重在港口设施，但基础设施远非一般企业可以轻易承受，而商业银行一般不容易承担风险，较难的路段就会成为长久的“瓶颈”。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这些国家有限的基础设施环境和薄弱的承接能力。
二是沿线一些国家严格的法律和劳工保障制度，令中国企业深感头痛。以西亚国家卡塔尔关于外国劳工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例，规定雇主必须在应结付日起7日内将员工工资汇至银行，按期支付劳动报酬。若雇主未及时支付，将采取停发任何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甚至是监禁等刑事处罚。2014年第18号决议还对劳动者的住宿条件与标准做出新规定。卡塔尔国目前正鼓励兴建劳工大型高端居住社区，保证劳动者享有高水平的娱乐休闲生活，社区的建设还将遵循最高安全标准与卫生标准。该国劳动调查专员对用人企业进行监督，调查员拥有总检察官授予的司法拘捕权，对违反劳动法的犯罪行为可施行拘捕与定罪。根据2004年第14号法令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调查专员拥有“在白天或夜晚任何工作时间，无须提前告知便可进入工作场所，对记录、账本、档案等任何与劳动者相关的文件进行检查，确定其行为是否合法”等职权。④我们的一些企业制度遭到了沿线国家工会组织形形色色的抵制。在缅甸，甚至在最危险的索马里、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考察时发现这些国家的工会制度也与我们有很大差别。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短板，而许多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且诉讼难、撤资难。
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听当地人介绍，中国一种食品以“八戒”为标识，结果遭到了多国抵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种族的差异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2. “一带一路”面临哪些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具体包括：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宏伟战略，其愿景蓝图非常美好，已经赢得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也必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而“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关合作国家的政策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两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还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误解或歪曲“一带一路”战略，借机煽动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蓄意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一带一路”联通亚欧非三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为不同。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为企业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一些国家市场封闭，进入难度大，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制约了建设成果的合作共享。“一带一路”从满足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出发，降低了经济合作的门槛，一方面有利于沿线国家和企业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参与国和企业主体在合作规则认知与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此外，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优势，以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线有关项目建设，但中国单方面毕竟实力资源有限，也面临着摊子大、后劲不足等风险。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这些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凸显，既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威胁企业人员和设备安全，也可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开放之机扩散和渗透到中国国内，甚至与国内不法分子内外勾连、相互借重，破坏中国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对“一带一路”战略及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由于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文明丰富多元，既有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国家，也有西方传统国家，既有俄罗斯、土耳其等“欧亚国家”，还有新加坡等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国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国家对利益的认知，从而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内外政策选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领域广，沿线国家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对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现出差异性。沿线国家特别是大国从精英到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与猜忌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面临的重要风险。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沿线地区部分国家围绕有关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无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战略实施区域外因素的干扰，不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发沿线国家更多的安全疑虑，甚至还会引爆局部的地缘冲突。
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但“一带一路”战略的长远规划还有待完善和细化，特别是有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谈判协商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相关国家的实质性对接与具体合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政府在有效供给与推行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和经验上还需要更多实践；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跨国经营管理、大范围国际拓展的经验也不足，在配合战略实施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相关核心技术的输出上还存在较大缺口，适应“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和对外大开放所需要的国民的文明法制素养、市场诚信意识等均有待提升。

3. 2017一带一路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这一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于这一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项目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