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分类

1. 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分类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中主要存在小城镇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和中小城市发展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实践中，对中国城镇化发展产生影响最大的是小城镇发展模式。 1、小城镇发展模式。这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乡镇企业为导向，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区别于人口向大城市转移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小城镇发展战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第二，小城镇发展战略忽视了大、中小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第三，小城镇发展战略忽略了我国各个地区的区域差异。第四，小城镇发展战略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问题。 2、大城市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第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向集中化阶段转变；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因此，虽然政府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但是实践中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最快。 3、中小城市发展模式。这是介于“小城镇”和“大城市”之间的城镇化模式。为了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依托县城（包括县级市）发展中小城市，把一些条件较好的中等城市扩展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适当保留、改制和建设一些重点小城镇。 近些年，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以及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从共同性来看，主要是：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

2. 中国城镇化模式正在改变吗？

当前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转型阶段，速度在减缓，质量在提升。上一轮城镇化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人们对城镇化发展趋向引发质疑。

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调整城镇化发展思路，促进城镇化发展转型升级，及时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政策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3. 中国乡村城市化有哪些模式

(1)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途径、模式z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适当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应 大力发展小城市、小城镇，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镇〉构成合理的城市网络群体。适当发展大、中 城市主要指在提高现有大中城市的质量和效益以及增强其辐射功能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其规 模，使一些基础好、位置适中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大城市或中等城市，现有大城市的发展主要在 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辐射功能上下功夫。

(2)中部地区的途径、模式：中部大多数地区主要是发展大中型城市，特别是中等城市，鼓 励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发展小城市、小城镇，为中部地区更高一级的农村城市化即发展城镇网络群体打好基础。

(3)西部地区的途径、模式：我国西部广大地区现阶段农村城市化的重点是新建和发展若 干个功能齐全的综合性大城市，以带动整个区域城市化的发展

4. 新型城镇化的中国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特点为起步晚，水平较低，速度快。根据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与发达国家对比：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大多在75%以上，特点为起步早，水平高，出现逆城市化现象。2014年3月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资金和政策支持，扩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明确的时间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至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总体进展情况良好，突出表现在：一是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政策在不断完善。二是中小城市和城市群的建设扎实有序推进。三是新型城市建设加快推进。四是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初见成效。

5.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

1.1.1.1 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仅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城镇集聚，还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第一，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二，城镇化是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城镇化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第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第五，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第六，城镇化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1.1.1.2 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
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如图1.1所示。从2000年到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由36.22%上升到52.57%，年均提高约1.26个百分点（李军晶，2013），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0%（杨玉珍，2014），2014年已达到54.77%。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土地利用问题突出。一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匹配（李军晶，2013）；二是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粗放利用，用地瓶颈逐渐加大（方创琳，2009）；三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建新区的数量越来越多，占地面积越来越大（方创琳，马海涛，2013）；四是城镇建设占用土地主要以耕地为主（娄成武，张景奇，2014）。

图1.1 中国城镇化率变化

Fig.1.1 Change of urbanization ratios in China

6. 中国如何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一端连接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希望所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打造这样的城镇化升级版，必须依靠改革创新驱动，特别是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和推进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
调整“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
以改革创新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首先应合理确定城镇化方针，以明确城镇化方向。我国一度实行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从当时我国实际出发，符合改革开放前期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生产力不发达基本国情的。发展小城镇投入少、见效快，既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也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小为主”的城镇化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问题突出出来，城镇发展开始向“以大为主”转变。但这只是实践上的转变，城镇化方针并没有调整。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步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进程基本上呈S形曲线三阶段走势。第一阶段为S形曲线底部，农村人口主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可称之为乡村城镇化阶段；第二阶段为S形曲线挺起的中部，以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城市转移和集中为主要特征，可称之为大城市主导阶段；第三阶段为S形曲线顶部，以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为新动向，可称之为逆城镇化阶段。以此衡量，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的20年成功走过了第一阶段，随即进入第二阶段，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如果仍然坚持“以小为主”，甚至认为只有突出小城镇式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那么，在理论上就是一种误读和误导，会模糊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上则会阻碍城镇化的转型升级。近一个时期，农村并村组建中心村、乡镇，中心村、乡镇又急于升级为建制镇，以镇为龙头的城镇化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在当前城镇化率超过52%、实际上早已步入“以大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一趋势应引起警觉。因为城镇化效率和效益同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是普遍规律，不顾这一规律，固守以小为主“铺摊子”式的城镇化，势必助长盲目圈地占地、投资开发，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升高，使城镇化偏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因此，“以小为主”的城镇化方针到了需要改革调整到以大为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着力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
我国城乡二元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由来已久。随着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与日俱增，这种二元结构也带到城市中来，形成城市中的二元结构。在住房、就业、看病、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城市大都将本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区分开来，实行差别化政策。然而，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则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登记为城镇常住人口，即统计口径上的城镇人口。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约2.6亿，其中2亿左右为进城农民，形成一定程度的城镇人口虚张。但虚张多少，要做出实事求是的估量。有学者把非农业人口认定为城镇人口，则目前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如此“去虚张”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任何国家（城市国家除外）的城镇人口中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怎样确定合理的农业人口占比？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城镇辖区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75%左右、农业人口占25%左右较为正常，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据此计算，现在的实际城镇化率应当在50%左右，比统计数据少约3500万人。如此，目前2亿进城农民中扣除虚张部分，其余1.65亿左右理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转变为同原有市民一样的城镇居民。
改革试点的情况表明，只要设计周全、方案具体、措施得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和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关键是提高认识，将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到消除城镇化虚张、事关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首先，改革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就业、购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使进城农民可以同城市居民一样人尽其才，促进城市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社会资本更有效地物尽其用、财尽其效，从而产生人、物、财1+1+1>3的叠加效应，释放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正能量。其次，进城农民工因为难以在城镇定居，一般会将其收入所得做“三三制”分配：本人生活费支出1/3，寄给农村家属1/3，剩下1/3用作春节返乡探亲交通、年货、礼物等项支出。这样，2亿农民工在城市拉动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对消费的贡献率很低。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变为市民，其配偶、子女等随之进城安居，就会由拉动投资为主转变为拉动消费为主，有效地消除城市规模、人口等的虚张，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改革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机制
城镇化包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然而，一些地方存在的以征地和土地买卖先行带动城镇扩张的现象，往往脱离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宗旨。2000-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域面积由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01万平方公里，增长79%；同期城镇人口由45906万增加到66978万，增长45.9%。二者相比，土地城镇化增幅是城镇人口增幅的1.7倍。至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建设跟不上土地城镇化步伐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密度（单位面积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长期滞后；不少城市空气、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严重。其实，土地不过是承担自然、产出、人力、社会资本运作的载体，其规模应根据满足人的需要和资本积聚的程度来定，而不能倒过来——先扩大载体规模再集聚资本、填充人力，变成为城镇化而造城、迁人。
当前，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会产生城镇化方向走偏的风险。首先是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的风险。当前，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爆发式增长正在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现代城镇化必须依靠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如果依靠征地卖地支撑城镇化，凭借大片廉价土地吸引投资和劳动力，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就会陷入脱离信息化、工业化驱动和滋生城市经济泡沫的风险。其次是脱离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的风险。如果失地农民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一些人断了务农的路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就会增加落入拉美“城市化陷阱”的风险，背离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方向。还应看到，如果长期推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将土地财政用过了头，就有可能累积地方债务风险，给改革发展带来隐患。
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政府主导型机制，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机制。应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和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改革，认真研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事权关系，以财力定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

7. 城镇的城镇化

城镇化（Urbanization）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由农耕文化向工业文明转变，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必然过程。是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我们说说的城镇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是针对那些接受中心城市辐射较弱的城镇（以县城，中心城镇为主），他们资源要素相对独立，个性相对明显，有自身发展差异化特点，但开发明显滞后，城镇化即对这些城镇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进行的合理的整合。构成城镇空间的载体和构成城镇的资源是个宽泛的概念，即是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体、动植物以及相关延伸的各类社会人文资源等，其中就涉及当地政府、政策、企业、民众；涉及自然资源、历史人文资源；涉及内、外部环境等等。将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及其相关延伸的各类资源重新整合，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具有资本性质、呈现最大效益的动态发展过程，即城镇化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湖南澧阳平原上距今6000年的城头山，是中国最古老的城。由此起步，中国大地上书写过无数城镇的精彩，也留下太多遗憾。唐代时中国城市化水平即达百分之十，世界古代十大城市前七位都是中国都城，然而新中国成立初，城镇化水平仍然只有10．64%。唐宋明清的光荣辉煌、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衰起落，新中国曲折的城镇化之路……中国城镇进化史，是见证人类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更是复兴中国的梦想之路。 传统城市具备了现代城市 市场经济繁荣的特征在北宋时期，人口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两宋帝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和临安（今浙江杭州）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因此，两宋城市规模已超越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传统城市出现了新气象，初步具备了现代城市市场经济繁荣的特征，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而欧洲直到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代表城市：开封】开封从根本上打破了隋唐时期长安坊（住宅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更打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除此之外，瓦肆等专门娱乐场所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同时期的西欧城市（包括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规模在中国都只能算是小型县城。 长安是世界最大城市汉惠帝时，长安城人口差不多有50万。 汉武帝时，长安面积36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其规划布局，对东亚一些国家的都城产生过重大影响。唐代时中国城市化水平即达10%，而直到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仅3%。【代表城市：长安】唐都长安城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源头）中国第一城湖南常德城头山城头山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早于距今6000年前）、内容最丰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古城遗址。【代表城市：城头山】专家们在城内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和保存完好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15世纪初，中国出现了33个较大的商业及手工业城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城市中，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有3个，分别是北京、南京和苏州，另外还有10个左右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每座在50至100万之间。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形成徽商、晋商等大商帮。【代表城市：北京】明清北京城的商业，无论是商业网点的分布，还是商业的运营状况，都堪与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是经过产业革命的英国相比。 “博士下乡”的乡村建设运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代表城市：重庆北碚】卢作孚第一次提出了“乡村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 短短几年，他刷清盗匪，建学校，办工厂，修公园，开煤矿，造铁路，把重庆北碚这块盗匪出没、混乱无序、落后贫困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城镇。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缓慢起步阶段(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城镇化水平为10．64%，到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提高到17．92%，设市城市由132个增至193个，仅增加61个。这与我国选择的重工业化道路、急于求成的政策，以及城镇化水平起点低等因素有关。【代表城市：武汉】1957年10月15日，庆祝大桥通车的武汉群众，挤满了大桥桥面。1978-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36．22%，年均增加0．83个百分点，设市城市由193个增至66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0312个，增加迅速。沿海大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沿海地区还同时涌现出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典型代表有石狮、东莞、昆山等。【代表城市：石狮】20世纪90年代石狮的九二路，那时候堵车的主角是望不到尽头的满载石头的手扶拖拉机。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的加速发展阶段(1978年-2000年)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阶段(2001—)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之间交往密度增加，分工协作的城镇群逐步形成。2012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57%。【代表城市：天津】城镇建设重点是区位条件较好的建制镇，大城市附近的新城区，如天津滨海新区、郑东新区、沈北新区等。

8. 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义

法律分析：人口转化。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产业调整。城市化过程能够卓有成效地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工业发展。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科技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使现代化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进而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文化交流。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法律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第一条 重大意义：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